方方 城市中的人 思考中的城市
2008-02-20
在作家方方的笔下，故事常常是发生在武汉这个她生长、生活了50年的地方。50年过去了，方方将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人与物的思考全都写进小说里，刻画你我的人生，剖析人性的弱点，探索生命的意义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是江西人，但是几乎一直都是在武汉生活，您眼中的武汉是个怎样的城市？从1987年到2007年这二十年间，这个城市都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变化，尤其是以您作家的眼睛看去？这些变化都会随时在您的作品中体现吗？
方方：我的祖籍是江西，但基本上没去过那里，我父母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了，所以家乡对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。我在南京出生，又很小就从南京搬来了武汉，武汉差不多就是我的故乡。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年，这五十年的变化，当然是天翻地覆的。当然，近二十年的变化更是快速，快得我自己都觉得这座城市于我又开始陌生了。比如，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几乎完全不认识了。不靠地名，许多地方很难找得到。我的很多作品的背景都在武汉，但是城市在变，人亦在变，这种变化自然而然会透露在作品中。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越，现在没有了；汉口大片大片的棚户区，现在也差不多没有了；人们的生活困境常常是吃不饱，或是无房居住等，但现在生活的焦点已经不是这些。社会的进步已经大体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可是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，比如医疗问题、教育问题等等。虽然相较以前，问题的层次有所不同，但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困境的程度以及个人的痛楚却是一样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是否看过池莉的小说，您觉得她书中的武汉和您看到、感受到的武汉是否有所不同？
方方：当然看过，不过不是全部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，武汉有一部分的生活就是这样。武汉很大，生活也很繁杂，而我们作家的眼光总是有限，都只能看到某个局部，而不可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武汉。
《全球通》：从1987年发表风格成熟的作品《风景》至今，您认为自己后来的小说创作风格经历了哪几个变化？这些变化与您生活上的变化息息相关吗？
方方：没有太大变化。如果非要说变化，那就是我已经由一个愤青、一个急于表达个人情绪并且多少有点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的人，变成了一个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人。这种变化来自于年龄的自然增长，以及因为这种增长而带来的更为丰富的阅历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是否有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写进小说中？
方方：很少。除了中篇小说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和长篇《乌泥湖年谱》两部之外，其它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无关。即使是这两部，也没有私生活的内容，而是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我不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同我的写作搅在一起，同时我相信我自己的想象能力和虚构能力，没有亲身经历，也一样能写出有力量的作品来。
《全球通》：无论是描写市民还是知识分子，您都喜欢给他们设置悲剧色彩的情节，是什么使您更加关注悲剧色彩的内容？
方方：这可能与我写作时的状态有关，我是一个在写作中喜欢不断追问自己的人。但世上的问题大多是问不到头的，追问的结果就是虚无。这也导致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这种写作情绪自然会带到作品中去。
《全球通》：人们常常把池莉和您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归类为“新写实主义”，您对这个“新写实”的“新”是怎样理解的？
方方：我是无所谓的。因为评论家必须把风格或内容相近的作品归堆摆在一起，概括出一个词来，才方便评论。否则每次都点一堆作家作品的名字，累也累死了，所以他们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。我所理解的“新写实”，是要区别于以前的现实主义作品，再说透点，新写实从某种意义上应该归类于以往的“批判现实主义”，只是这个提法有所忌讳，所以便用了“新写实”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的一些小说如《行云流水》、《定数》剖析了当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的尴尬心态和边缘位置，那么在那个阶段，身为知识分子的您也有过这样的心态吗？如果有，您是怎么调整这种心态的？如果没有，那么您是怎么面对那个时代的？
方方：这两篇小说都是写大学教授的，那的确是上个世纪大学老师的状态。我家里有好多人都在大学教书，我自己也在大学校园里住了几年。我写的就是他们那拨人的生活和心态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个过程，不存在调整的问题。还有比那个时候更糟糕的岁月，大家都只能咬牙扛着。文革那样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，那个时代怎么说也比文革强呀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因为本来就不在大学工作，所以更容易面对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觉得，现在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
方方：即使我说了你也没办法发表，所以略去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小说中体现的那些生活的无情，主要是源于您对生活的思考？您自己也体会到了生活的无情和无奈吗？
方方：生活对每个人都有无情的一面，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无奈的时候，只是内容不同程度不同罢了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举也举不完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在描写知识分子的时候，更接近于亲身体验？而在描写市民阶层的时候，则比较冷眼旁观？对于市民阶层的生活，除了您早期的那四年装卸工的生活经验外，之后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去体验和感受的呢？
方方：我写知识分子题材不仅是“亲身体验”，也有间接的生活经验，有我的观察和推测。而我写市民生活的题材，也不能说是“冷眼旁观”，因我自己就是武汉市的市民，我过的是跟普通市民一样的生活，像大家一样上街购物，送孩子上学，生病去医院，想找好医生也去找门路，等等。我怎么可能是冷眼旁观者呢？市民、小市民、市井生活这三个说法虽然都有“市”，但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。
《全球通》：在这些年的创作中，您有没有遇到过创作瓶颈？如果有，您是怎样突破这个瓶颈的？
方方：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作时，有过一段瓶颈时期，但自1986年我写了小说《白梦》之后，突然就觉得写作于我变得容易起来。所以我在1987年一年中发表了我自己最重要的四个中篇小说，其中包括给我带来最大荣誉和名声的《风景》。之后，我的创作一直很稳定。永远有很多东西想要写，只是没时间写而已——经常是自己太贪玩，以致时间紧张。
《全球通》：是什么使您想到要创作《春天来到昙华林》的？这种情感题材对您来说似乎是更新更大胆的尝试？
方方：昙华林是武昌一个很有名的地名，现在说是“历史文化街区”吧，是以前上层人居住的地方。我去那里转悠过好多次，也为保护那里的老建筑写过文章。我很喜欢“昙华林”这三个字，所以老早就跟朋友说过要用这三个字作为小说题目。写小说时，只是想写一个老街区的一个没什么用的人，他在寻找一种让自己强大的力量。写作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感题材呀大胆尝试之类如你所说，只是写到那里，写到这个人物遇到另一个人物，在他们交往之间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点点感情，也就是一个弱者对一个强者的感情。所谓感情在小说中只占了一点点篇幅，并且也只是一个人物的单方面情绪，在表达时也非常含蓄，不值得专门提及。如果说它是尝试，那么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尝试。
《全球通》：您最近几年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？最近都在读哪些书？
方方：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，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，长期以来只是一个专业作家，不用开会学习，也没有什么人事纠葛等等，一直处在一种松散自由的状态下。我很喜欢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。我不给自己施加压力，喜欢在松弛的状态下写作。除了写作，我也常常下乡采风，主要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一些事情。当然，写作和读书的时间都很多。最近在读《印度史》，因为去了一趟印度，在写关于印度的文章时，有些东西了解得不透，为此我找历史学家、华中师大校长马敏借相关的书，结果他索性送给我好几本关于印度历史和文化的书，其中就有这本《印度史》。去过一趟，再读起来会格外有感觉。另外，前不久去了趟山西，买了一些书，刚看完一本关于平遥古城的书，另一本《阎锡山传》也看到了一半。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就是说给我这种人听的。
方方
原名汪芳。原籍江西彭泽县，生于南京。1957年随父母迁至武汉，1974年高中毕业，做了四年装卸工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到湖北电视台任编辑。1989年调作协湖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。1975年开始写诗。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《大篷车上》。出版作品集有《大篷车上》、《十八岁进行曲》、《江那一岸》、《一唱三叹》、《行云流水》等。早先的作品以反映青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为主。1987年发表《风景》（《当代作家》1989年3期），获1987—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被批评界认为“拉开‘新写实主义’序幕”。自此发表的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、《行云流水》、《桃花灿烂》等一系列作品，均受好评。她着重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景状，善于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，以冷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点，探索生命的本真意义。语气中常透露着一种冷嘲和尖刻，在简洁明快、舒畅淋漓的叙述中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逮的人生思考。
